学界一般认为，江南市镇的起源，大致有三种情形：1、从最初的军镇，发展成为商业市镇。2、农村聚落，因江南水系交通改造，成为商埠码头，经济发展促成市镇。3、官吏世族之家，家族聚居后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与经济财富，将聚居地发展成市镇。
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诸朝，相继立国江南，江南地区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行政地理的开拓持续高涨。孙吴统治后期，在今常州以南太湖流域和浙江地区，已设置47个县，分属6个郡。较东汉中期27个县，增加了74%。西晋初，常州以南地区的行政区划，进一步增至58个县，分属7个郡。刘宋中期，又增至65个县，分属9个郡。从此中可以看出，常州及周边区域城镇化速度之快。
六朝时期，太湖地区成为了我国重要的经济区域，农业、水系都有了长足进步。进入隋唐，随着大运河的开掘，全国经济中心南移，太湖流域的经济飞速发展。当时环太湖流域，由于水利设施的完善，俗称“十里一横塘，七里一纵浦”，使得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唐末“安史之乱”，引起了我国人口又一次大南迁，太湖流域在人口及耕地总数上又有了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棉纺及丝绸业也开始得到迅猛发展。
明清时代，特别是明中后期起，江南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产业转型，用应天巡抚周忱的话说：“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这话的意思是，别处的农民或市民，一旦背井离乡，就没有办法混饭吃。苏、常、松、杭、湖、嘉一带的农民或市民，如果背井离乡，凭自己在手工业方面的一技之长，足以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从这一句话中，可以看出，江南地区城镇化，已经促进了该地区的产业转型。
所谓“产业转型”，就是江南的经济发展，已经是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它所依靠的，是建立在丝、棉、麻等纺织品生产与加工，陶、竹、刻、印刷等大宗手工业生产与加工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而与此前的纯粹“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也是江南地区能够在人田比例日益下降、农田经营收入难以提高的情形下，仍能持续发展、并继续保持在全国的经济领先地位的根本动力。
运河改变的交通状况，促进了江南城镇发展，江南的城镇化形成，又促进了地区产业转型，有说是“商贩工伎，以身所营，给家之食，而以田所入，充官之税。”换言之，江南百姓生活所需，不再依赖于农耕，更多依赖其手工业、工商业所得。
明万历时，方舆家王士性在探讨江南富庶的原因时就曾说过：“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明末，内阁大学士徐光启说，松江一府之所以能承担上百万石赋税，“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清初，思想家唐甄在论到江南赋重却仍保持相对富庶的原因时说，江南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它所。此蚕之厚利也。”乾隆四十年（1775），两江总督高晋论述江南经济情形说：“窃照大江以南，江宁、镇江、常州、苏州府属地方，土多沃壤，民习耕种，且能手艺营生，衣食足资利赖。”
从明清时著名人士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旧时江南，尤其是城镇化后的苏、常、松一带，农家并不单纯依靠田亩谋生，手工业生产不可或缺，商品经济和市场运作，才是江南经济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