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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百园之城的基础和特质（二）
2、常州是北方人口、人才南迁的首选聚集地
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交通的枢纽地位，则带来了人口的集中和日益频繁的人员交往。
常州虽历来为郡、府、州驻地，人口具有一定规模，但市区历来无具体统计数据（长期以来延陵、晋陵、武进、阳湖等县分分合合，县界参差交错，地方史志遗缺）。现存的史料中，零星找到一些不完全的人口资料，仔细分析却仍能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清末民初，开始有一些间断性人口资料，也能证实一些规律。
常州两千五百多年以来，人口生产长期处于自然状态，增长历来十分平缓。虽然长期呈高出生率（早婚、早育、多生、多育），但由于战乱频繁、缺医少药、生活水平低下，死亡率也很高。就拿离现在较近的1919年为例，常州城乡人口出生率高达39.46‰，同期人口死亡率也高达37.23‰，自然增长率仅为2.23‰。
但在常州的历史上，有过几段人口激增的特殊时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国家“三乱”，常州人口猛增
其一，西晋“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变乱，从永平元年（291）起西晋皇族争夺政权的大杀戮，至永嘉五年（311）匈奴攻破洛阳俘获怀帝结束，前后共计二十年，死伤无数，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激起各地起兵战乱，最终导致西晋王朝覆灭。变乱也造成了全国性的人口大规模南迁，即史载著名的“永嘉南渡”。常州成为“南渡”首选地之一，因此人口激增。唐代杜佑撰《通典》中说到：“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所萃止（多数人聚集到了常州）。”“八王之乱”前，毗陵的人口按《晋.太康地志》记载：“毗陵统县七，户一万二千。”也是城市第一次修筑内子城之时。变乱期间及“永嘉之乱”后一段时间，外来人口猛增几千户，大部居住在城南门外一带，成为以后城市继续向南扩展的客观原因之一。
其二，唐代“安史之乱”。唐代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李隆基即位后的开元、天宝时期，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矛盾激化，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势力强盛。玄宗天宝十四年（755），节度使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起兵叛乱，历时近八年，叛乱才平定。八年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特别是北方地区极其动荡，居民大量南移，盛唐由此转衰。“安史之乱”前，据《唐.郡国十道志》记载:当时常州“领县四,户二万一千一百八十二,口十一万一千六百有六。”而到天宝终，人口猛增到“领县五，户十万二千六百三十一，口六十九万四千七百六十七”。虽然多领一县，但人口暴涨的速度仍然令人吃惊。
其三，北宋“靖康之变”。为金灭北宋的历史事件。历史上又称“靖康之祸”或“靖康之难”。靖康元年冬（1126年），金军攻破东京（河南开封）。次年四月，金兵大肆搜刮勒索后，俘徽宗、钦宗和皇家宗室、后妃等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携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北去，东京城中公私蓄积为之一空，北宋灭亡。北方中原人众纷纷南逃，常州人口再次剧增。有两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明永乐常州府志》记载，北宋熙宁中（1068~1077年），常州主户九万八百五十三，客户四万五千五百有八；五十年后，逢“靖康之变”；再过近五十年后的南宋淳熙年初，常州主户一十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一，客户十万九千四百七十八。不到百年，主户增加了77908户，增长幅度为86%；客户增加了63970户，增长幅度为141%。
﹙2﹚ 运河“三通”，常州人口激增
一通：吴王夫差开通常州古运河。至隋大业六年（610）大运河贯通，常州成为“苏、松至两浙七闽数十州、往来南北两京”的交通枢纽。《隋.地理志》载：大业五年（609），常州统县四，有17599户。大运河开通后到639年，已增至21182户；713年，更是增加到96475户。百年时间，人口增长幅度达450%多，这在千余年前，绝对是个惊人的速度。
二通，常州城南渠（西兴河）开通，时元至正元年（1341）。明正德十六年（1521）古运河改道城南渠。据《武进地方志》记录，正德七年（1512），常州共有296242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已激增到462859人；增加了166617人，增长幅度为56%。
三通，明万历九年（1581），常州明运河开通。至万历十一年（1583），常州已近50万人。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有的人口数量，均不包括外来暂住人口。上述情况表明：前两类人口的猛增或锐减，都是不可抗拒的“兵灾人祸”。而第三类却是因为大运河的通达和经济繁荣的吸引，形成了城市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劳动力的大量集聚。
人口，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和唯一载体。没有这个载体，也就没有文明和文化。人口的集聚，人与人之间日益广泛和复杂的联系，是人类文明和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人类活动的日益丰富多彩，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形成并发展的唯一推动力。人口的城镇化，是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所以形成的根源。
常州很幸运，也很自豪，因为常州始祖季札是一位中国儒学先师和人文导师。季札的深厚家学渊源于华夏文明的孕育和发源地河套地区，采邑常州后使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本土吴地文化完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碰撞、交流和融合，常州文化也就有了一次无与伦比的蜕变、破茧、化蝶的伟大过程。这一过程意义非凡，它使常州文化呈现出另一种既涵纳中原文化精髓而又尽现吴地文化浓郁色彩的特质文化。季札的治世理论、治学思想、政治修养、文化实践、道德品质和他的多才多艺，融化成为常州文化赖以生存、成长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奠定了常州文化大厦的根基。就连中国一代文化宗师孔子也为之折服而甘居学生。
文化交流的主体是人，而文化交流的主渠道则得益于大运河。大运河的诞生，使南北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华文化有了质的飞跃。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动乱，北方民族大量迁徙南方，形成了中原文化与吴地文化的大融合。特别是“永嘉南渡”，引发了中原人口大批南迁，“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直到刘宋泰始年间（465—471年），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持续了一百多年，对南方的文化影响巨大。南迁的路线即今河南、山东大部和安徽、江苏北部，甚至山西、河北部分大批流民顺黄河中下游及其支流汝、颖、沙、涡、潍、汴、泗、沂、沭各水水道流向东南，辅之以沟通江淮的邗沟，进入江南运河，最终抵达长江以南的南京和运河沿岸的常州、镇江一带。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移民素质较高，绝大部分是皇室贵族、文人学士、官僚地主及富绅，他们在南方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他们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和高素质的劳动力，为江南的开发和隋唐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安史之乱”引发了第二次移民高潮，至五代十国（907—960年），历时200年之久。中原人口再次大规模南迁移居江南，路线由各水汇集大运河南下，以常州、苏州最为集中。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移，至南宋，江南地区真正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
由“靖康之乱”爆发的第三次移民潮，规模远超前两次，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乃至“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其中以“江南路”最为集中，“几近一半”。江南路即今天的苏南、皖南、上海、和浙东，从常州到杭州的运河沿线，是大部分中原精英的南迁目的地。这次移民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深远。从此，江南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定为大局。
常州作为三次移民潮的最终目的地之一，吸纳了大批北方文化精英。最近十几年来，研究家谱成为热门。根据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常州许多名门望族，都是这三次移民高潮时从北方迁居常州的。再加上千百年来运河上下，名人大师和文人雅士南来北往，或长住，或客居，或多次往返，与常州本土文化精英不断交流融合，博采众长，多元吐纳，融会贯通，终于在季札亲手培育的文化土壤上长成了自成体系的文化参天大树。这棵大树，根深叶茂，名人辈出，恕不能一一细数，那是另一本专著的任务。仅举一例：一代旷世文豪苏东坡，曾11次顺运河来常州，后在这块土地上买田置屋，两次上表朝廷乞住常州，最后如愿以偿，终老于此。常州什么地方吸引大文豪？苏东坡多次口述笔谈：常州文友诚信重义，文风学风正宗，民风淳朴忠厚，乡民多为君子。
这就是常州所以成为“百园之城”的深厚的文化、人才和人文基础。
请待读《常州：百园之城的基础和特质（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