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运河清淤》，想起前不久整理外公遗物时，在箱底触到一个硬壳。
那是一本塑料皮包裹的工作笔记，纸张脆黄。抖落灰尘，一张黑白照片滑出——人群如蚁，扁担与独轮车的轮廓，蜿蜒在苍茫大地上。
照片背后，是外公工整的钢笔字：“一九七三年冬，于淮河。”
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多年前的冬夜，炉火噼啪，外公的讲述便如这火光，温暖而清晰地映照出一个时代的侧影。
“那时候，不说‘打工’，说‘上河工’。”外公的淮北口音，将“河”字咬得沉甸甸的，“一入冬，地净场光，大队部的喇叭就响了。‘上河工’三个字，像集合的号令。”
他描述的景象，与我后来在史料中读到的宏大叙事惊人地重合。淮安，这座被白居易盛赞为“淮水东南第一州”的古城，其命运自春秋吴王开挖邗沟以降，便与水的恩赐和搏斗一同刻进了骨血。自黄河夺淮那惊天动地的变迁始，一部治水安澜的史诗，便在江淮大地上一代代人的肩头沉重地书写。但外公的版本里，没有诗情，只有生存。他说，那年月，苏北平原的河网，远非今日这般温顺交织。
工地生活，是肉身与冻土、淤泥的无休止较量。天不亮，号子声代替鸡鸣。外公的活儿，是和另外两人一组，负责一段坡道的泥土运输。河底渐深，坡度愈陡，达五十度时，便是真正的苦役。他们要将独轮车从河底推上高高的堤岸。
“最要命的，是那根皮带。”外公曾用手在脖颈比划。那是条七八公分宽、两三个毫米厚的帆布带，套在推车人的脖颈与肩膀上。平地上无需它，但攀爬陡坡时，全身的力量——脖颈的、肩膀的、腰背的、腿脚的——都必须通过这根布带绷直、传递到车把上。一趟上去，棉袄内汗如水洗，冷风一激，冰凉刺骨；裤腿和鞋，早被泥水浸透，晚上收工，得用力才能扯脱，脚趾冻得红肿，生满冻疮。
然而，苦难并非记忆的全部底色。外公浑浊的眼里，常会闪出别样的光。他说，工地上有竞赛，各生产队暗中较劲，谁也不甘落后。有时为抢进度，会挑灯夜战。夜幕下，数盏汽灯照亮一小片泥泞的舞台，人影幢幢，喘息声、铁锹撞击声、简短的吆喝声交织，竟有种荒诞而热烈的生命力。最温暖的时刻在收工后。巨大的工棚里，弥漫着汗味、土腥气和烟草味。人们围着炉火，用热水烫着僵直的脚。那时没有手机电视，娱乐就是闲聊、打牌，或是谁扯开嗓子，吼一段走了调的地方戏。喧嚣中，个体的疲惫仿佛被集体蒸腾的热气稀释了。
而一天劳作的终点，是舌尖上的慰藉。外公总反复回味工地上的“大锅菜”：“白菜、豆腐、粉条，运气好有几片肥肉膘子，在直径一米的大铁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就着这菜，能一口气咽下四五个“杠子馍”——那种瓷实顶饿的粗面馒头。“干完活，浑身骨头像散了架，可咬一口热馍，喝一口油汪汪的菜汤，那滋味……”他咂咂嘴，仿佛余香犹在。那不仅是食物，是奖励，是续命的燃料，更是艰苦岁月里，集体给予个体最直白、最温暖的承认。
外公笔记的最后一页，贴着另一张稍小的照片：一条宽阔平整的大堤，堤外碧波荡漾，那是云龙湖水库建成的图片。今年夏天，我带着孩子站在已成为国家5A级景区的云龙湖畔。游船划过碧波，岸边垂柳依依，音乐厅的轮廓倒映水中，一派都市的闲适风光。我很难将眼前美景，与照片上那人山人海、肩挑背扛的原始“河工”联系起来。
上河工，这不是神话，是数十万人，用一整个冬天的肩膀、磨光的扁担、勒入皮肉的皮带，以及就着白菜汤咽下的馒头，一寸一寸垒砌起来的真实。
“我每次开车经过太滆运河，总要停车凝望，望着两岸杨柳依依，滔滔河水，两岸笔直的柏油马路，虽然自已现已腰酸背驼，白马过隙，那开河壮观的景象，仍历历在目，没有当年全县几万民工参加的开河，及我们洒下辛勤的汗水，怎能给后人带来幸福生活呢？当然，现在都是机械化疏竣河道了。”亲历过“打河工”的博友岳建，他用直抵内心的朴实文字，精准地捕捉了所有亲历者共同的凝视与心情。时光飞逝，改变了人的容颜与疏浚的方式，但当年那“开河”的壮观景象，以及几万民工以汗水为代价换来的安澜与坦途，早已烙印成山河的一部分，成为今天杨柳、碧波与平坦大道下最坚实的地基。
因此，当我们今日漫步于修缮一新的里运河畔，或泛舟于洪泽湖的万顷碧波之上，所见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部由无数“岳建”们用肩膀、扁担与整个冬天书写的、沉静而壮阔的史诗。那平静的水面下，奔涌的是一部与水的千年纠葛史，沉淀的是无数平凡生命在极端境遇下爆发出的、低沉而坚韧的号子。历史或许会淡忘单个人的姓名，但那道由集体伟力改写的山河轨迹，将永远在流水中低语，在堤岸上延伸，成为这片土地上永不磨灭的精神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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