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著名帝王之一，自带流量体，其后宫妃嫔也常常成为现代人的猎奇对象。这里为大家介绍的，便是唐太宗李世民后宫四妃之一韦贵妃。
一、家世
韦珪，字泽，隋朝郧国公韦圆成的女儿，生母不详。
很多人看到韦珪出身京兆韦氏，又是隋朝郧国公韦圆成的女儿，便想当然地觉得她的身份一定很高贵。其实不然，先不论韦圆成在隋唐时期的真实地位如何，单看韦珪本人，她实际上只是一个生母不详的庶女而已。
有些人对此不敢相信，并抓住韦珪墓志上的一句“母氏□夫人”，认定这是嫡出的证据。在某些人看来，庶子庶女只能称自己的生母为“所生”“生身”等，没资格使用“母氏”这一类的词。
这种想法显然过于自以为是了，毕竟古人爱在墓志上粉饰生平并非什么稀奇事。
像道王李元庆的嫡妻是戴氏，庶子李诞却公然在墓志上宣称“母阎氏”。邠王李守礼的王妃是冯氏，结果庶子的墓志上直接写道“妣富春孙氏”。可见即便庶出，一样敢在墓志上称自己的生母为“母”为“妣”，所以“母氏”一词并不能成为韦珪嫡出的证据。
既然光凭“母氏□夫人”一句挖掘不出什么有效信息，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表明韦珪实为庶出呢？自然是有的。
《大唐太宗文皇帝故贵妃纪国太妃韦氏墓志铭并序》：
贞观元年四月一日，册拜贵妃。翟服既加，鱼轩是锡。六行昭备，四德攸宣。於□三爵之台，挺玉树而光雕□巢；九龙之殿，耀明珠而镜□寮。宪仙魄而均朗，顾寒松而抱节。
及母氏□夫人薨於里第，恩韶爰发，特□□言。太妃至性率由，哀号荼毒。毁瘠弗已，有感皇情，乃追赠□君徐州都督。魏祖饰终子斡，汉□加化於信陵。以古方今，弗之尚也。
泊乎鸠鸣戒节，陪五采於西郊；□月呈功，侍三□於北馆。既而□蛇入萝，惟□降祉；弄璋表庆，衣□呈样。
韦珪的墓志清晰记录了她在唐太宗贞观一朝的重要经历：封妃 → 丧母 → 生子。
韦珪于贞观元年四月封贵妃，而其子李慎生年不详，但排行第十，考虑到唐太宗第九子李治出生于贞观二年六月，李慎必然是在这之后才出生的。换言之，韦珪的生母最有可能死于贞观元年到贞观三年之间。
那么韦圆成的两位夫人分别死于何年呢？根据韦氏家族墓志记载，韦圆成的原配郧国夫人独孤具足卒于隋朝开皇七年，续弦杨智度则卒于贞观五年八月。
从卒年来看，独孤具足第一个被排除了可能性，而杨智度同样很容易被排除掉。因为杨智度病逝的时候，李慎不仅出生了，连亲王都封了，这明显与韦珪墓志记载的顺序不符。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细节同样印证着韦珪的生母与韦圆成的嫡妻无关。最明显的便是韦珪丧母后表现得极为悲痛，“哀号荼毒，毁瘠弗已”，在后宫哭得不成人形。知道的，明白她这是在表演孝感动天，不知道的，还以为唐太宗驾崩了呢。
以韦珪如此“孝顺”的德行，加上一贯爱吹嘘爱表现的风格，她在自己的墓志上都不忘自卖自夸一番，更别说主持生母丧事时了。然而反观杨智度的墓志，对大孝女韦珪只字不提，哪怕是炫耀一下自己名义上的女儿是当朝贵妃这样的举动都没有——别说亲生母女了，就算是寻常人家的嫡母与庶女之间，都不至于冷漠如斯。
所以别看韦珪出身京兆韦氏，实际上不过是庞大家族中生母不详的一个庶女罢了，谈何“高贵”？何况韦氏历经百年繁衍，九房各自开枝散叶，如此庞大的家族，兄弟子侄之间尚且谈不上同气连枝，更不可能将一个庶女放在眼里。
其他不说，就看韦圆成，少年袭爵郧国公、二十六岁就当上了一州刺史，看似花团锦簇，实则群狼环伺——韦圆成这厢才咽气，尸骨未寒，嫡子尚存，转眼不过半年时间，食邑三千户的郧国公的爵位就被弟弟韦匡伯夺走了。
在真金白银的利益面前，所谓的簪缨世家并不比没见识的平民体面多少，多的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腌臜事。指望这样的家族去怜惜一个早早丧父、嫡母不疼的庶女，无异于痴人说梦。
更别说韦圆成在唐朝的地位了，要知道唐太宗迫于韦珪“孝感动天”的表演，不得不有所追赠的时候，是真的只停留在“追封”这一表面形式上。根据现代考古发现，韦圆成的墓根本不存在改葬的痕迹，唯一能体现韦圆成在唐朝有所追赠的，只有续弦杨智度的墓碑上提了一下丈夫被追封的官职。
而韦圆成生前便是隋朝食邑三千户的郧国公、开府仪同三司、陈沈二州刺史，唐太宗不仅只追封了一个徐州都督，且追赠的官职远远比不上韦圆成生前的地位，足可见态度要多敷衍就有多敷衍。
甚至连韦圆成的后代都看不上这点追封。韦珪的长女李氏在墓志上提及外祖父时，只道“母京兆韦氏，郧国公孝宽之孙、陈刺史圆成之女”，对其在唐朝追封的“徐州都督”根本不屑一顾，干脆一字不提。
至于韦珪本人，襁褓丧父，与嫡母嫡兄关系僵硬，娘家在唐太宗眼里不值一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出自所谓的京兆韦氏又有何用？
二、婚姻
韦珪一生经历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始于隋朝何年不详，只知道韦珪曾为隋朝大将军、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的小妾，并生有一女。大业九年杨玄感兵变失败，李珉及父亲李子雄因为参与这场叛乱被杀，家口依律籍没。
所谓籍没，即将谋反、大逆者的财产予以没收，家中女眷送入奚官署充为奴婢，脸上也要打上贱籍的烙印。
韦珪在丈夫被杀后，不得不带着唯一的女儿踉跄入宫，一边在掖庭日夜劳作，一边抚养年幼的女儿，这种“蔬食而役”的艰苦日子至少过了八年。
武德四年左右，唐高祖的宠妃万贵妃为了报复不肯徇私的秦王李世民，故意将韦珪等宫婢送进秦王府。为什么说万贵妃送韦珪进秦王府是不怀好意呢？因为唐太宗即位后曾就此事向魏征这些大臣抱怨过：
太宗谓侍臣曰：“汉代常以八月选洛阳中子女资色端丽者，载还后宫，此不可为法。然即日宫内，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诞乳诸王，是非所宜。据此论选补宫列，理宜依礼。”公对曰：“人多惑嬖色，乃致败乱。周幽惑褒姒，晋献惑骊姬，耽于宠欲，废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丧西周；献公身虽护没，祸延数代。嫔御之间，所宜深慎。”（《魏郑公谏录》）
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翻译成白话文，大意就是：
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汉朝经常在每年的八月择选一些品貌出众的良家女子入后宫充当嫔御，这种做法本不应该成为后世效仿的对象。但是现在我的后宫中有太多贱隶出身的女子充当妃嫔，由这些人生养皇子实在不合适，所以还是按照汉时的规矩，以后嫔御从宫外的良家子中择选。”魏征则道：“陛下英明，历史上因为后妃而导致国力衰败乃至亡国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陛下你慎重择选后宫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提倡男女平等的现代人看来，这对君臣的思想显然太落伍了。不过在封建阶级社会里，李世民一出生就是唐国公次子，年纪轻轻就当上了郡公、亲王，所以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些贱籍出身的姬妾也实属人之常情，只是迫于形势根本不能拒绝。毕竟万贵妃得以干预后宫事务是“特蒙高祖亲礼”的，违抗万贵妃的决定就是在违逆唐高祖的意思，李世民还不至于蠢到为了一群贱隶徒生事端，白白给一旁虎视眈眈的太子李建成落下现成的把柄。
万贵妃正是拿捏住了李世民的这种心理，所以当时分配进入秦王府的姬妾多是这种贱籍出身的女子，如韦珪、杨氏、阴氏、韦尼子、刀妙琏等。
既然唐太宗如此鄙视韦珪，为什么还将她封为四妃之一的贵妃，而杨氏、阴氏等同样贱籍出身的小妾也一并能封为四妃呢？原因很简单，册封诏书虽然是唐太宗下的，但真正将韦珪等人推上四妃之位的是长孙皇后。
而长孙皇后明知道唐太宗瞧不起这些贱籍出身的女子，却仍刻意安排韦珪、阴氏等人成为正一品四妃，目的简直再明显不过了。毕竟韦珪等人不得唐太宗的欢心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让这样的女子占据四妃之位，带来的威胁总比将新选的良家出身的女子封妃小得多。
这也是古代后宫斗争时常见的手段之一。如晋武帝司马炎喜欢美女，皇后杨艳就故意只挑长相洁白高大但与美貌不沾边的女子充实后宫；又如独孤皇后害怕高位的妃子威胁到自己的地位，索性不设正一品三妃之位，只给隋文帝纳了六十个低级的嫔。
长孙皇后不过同其他皇后一样，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受动摇，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只不过长孙皇后在历史上一向名声良好，处理后宫时手段也更加隐蔽、高明，这才没被那些史官刻薄上一笔。
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逝于立政殿，有些现代人就想当然地认为韦珪作为贵妃从此代行了皇后的部分权利，有资格帮唐太宗管理后宫。殊不知无论后宫嫔妃的品级有多高，哪怕仅次于皇后，都没有资格在六宫无首的情况下顺理成章地代管后宫。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唐宪宗的郭贵妃。郭贵妃原本就是唐宪宗的原配，按理来说唐宪宗登基为帝后就该将其封为皇后，但唐宪宗向来风流多情，为了不让拥有管理后宫之权的皇后妨碍自己风流猎艳，于是死活不肯将郭氏立为皇后，只将其封为贵妃。
由此可知，如果在没有皇后的情况下身为贵妃就能自然而然地掌管后宫，那么唐宪宗又何必多此一举，百般推诿大臣请立郭氏为皇后的要求，只将她立为贵妃呢？
后宫无主时，就算是正一品的贵妃也不能“天然”地代理后宫，除非有皇帝的特许。而一旦有了皇帝的特许，就算不是正一品的四妃或三夫人，只是正二品的九嫔，也照样能管理后宫。比如南朝宋文帝宠爱潘淑妃，尽管上面还有正一品的贵妃、贵嫔、贵人三夫人压着，但宋文帝照样让潘淑妃掌管了后宫。
而嫔妃能够执掌后宫是皇帝给予的特别恩宠，并不是她们天然所有的权利，所以对于妃嫔来说这是一种殊荣，无论皇帝是让一个嫔妃还是多个嫔妃一起管理后宫，史书都会因此记上一笔。
比如陈后主的张贵妃执掌后宫之政，隋文帝的宣华夫人、容华夫人共同代掌后宫，明太祖的孙贵妃佐理后宫，明成祖的王贵妃综理后宫庶务，李淑妃、郭宁妃、董鄂妃等统摄后宫的事情都在史书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刘浚的列传中也特意花了一番笔墨记载其母潘淑妃掌管后宫一事，李智云的列传也同样提到了生母万贵妃管理后宫之事。
也许有人要问了，既然六宫无首，而韦珪等妃嫔在没有皇帝的允许下也没资格管理后宫，那么后宫究竟该由谁管？答案很简单，要么皇帝管，要么各级女官各司其职。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不满意韦珪等妃嫔多是掖庭贱隶出身，在朝中大臣的建言下决定选良家子充入后宫。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辽，负责监国的太子李治在大臣的建议下，让自己的保傅荥阳郡夫人姬揔持选了一批妃嫔前去接驾。由此可知长孙皇后薨逝后，后宫事务不是唐太宗亲自管理，就是太子李治代为处理，压根没有其他妃嫔置喙的余地。
至于女官负责就更好理解了。早在隋朝开皇二年时，隋文帝就依据汉晋之制在后宫设置了六尚、六司、六典等职位，递相统摄，以掌后宫之政。即便六宫无主，后宫之事也完全可以由六尚、六司、六典这些部门自行处理，皇帝没必要非得任命一位妃嫔代理后宫。
再怎么说皇帝皇后也是天下之主，不是后宫保姆。后宫由专门的部门和长官负责管理，平日里大家按部就班，正常运转。除非有重要的事情需要请示，不然一些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完全不需要惊动皇帝、皇后，否则皇帝、皇后还不成了事事都要操心的居委会大妈？
三、子女
韦珪与前夫李珉所生的一女李氏，大业九年随母籍没进宫，因为迟迟没能得到唐太宗和长孙皇后的特许放出掖庭，所以始终不能出宫嫁人。
直到贞观四年突厥来降，唐太宗为了安抚众多来降的突厥贵族，这才将仍旧是宫婢身份、且已二十岁左右的李氏封为定襄县主，代替李唐的宗室女，嫁给在贵族眼里堪称婚配最末等的胡人为妻。
有人因此认为李氏得封定襄县主是唐太宗将她认作继女的标志，然而唐太宗若真的将定襄认作是自己的女儿，那么定襄就应该和文成公主、弘化公主一样，封的是公主而不是县主，墓志上也不会明确记载定襄不过是渤海李氏，“隋户部尚书雄之孙，齐王友珉之女。”而应该像弘化公主那样，直接记载为“陇西成纪人”“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
定襄嫁给阿史那忠后，阿史那忠便被唐太宗派去出塞，塞外的生活远比中原艰苦，别说定襄一个中原人受不了，就连阿史那忠本人享受过了中原生活都不愿再忍受塞外的寒苦，所以见到使者时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求让他回到长安——唐太宗但凡对韦珪有点怜惜之情，又何至于让她的亲生女儿去遭这份罪？
韦珪入秦王府后，于武德七年生下一女，又隔了至少五年时间，才生下一子，此后再无生育。
先看韦珪的次女临川公主李孟姜。
别看临川有个公主的头衔，就以为她从小是在蜜罐子里泡大的，事实上临川公主的人生跟她的生母韦珪一样，都是表面上看似风光，实则一生都过得十分憋屈与苦闷。
也不说唐太宗在心里面能对临川公主有几分真心实意的疼爱这种虚无缥缈的了，就看物质上的：
比起同年出生的其他公主，临川晚了整整十三年才得到自己的公主封号；
唐太宗外出巡幸或去九成宫避暑，从来不会带上这个女儿；
临川公主都快二十岁了，正好碰上文成公主和亲吐蕃，这才有机会嫁了出去；
临川公主的驸马周道务，论家世，是所有驸马中最差的；
临川公主出嫁后正巧遇上唐太宗册封李治为太子，这才沾光有了三百五十户实封；
更可悲的是，父亲唐太宗还活着，临川就不得不跟着驸马一起远离京城，在边疆军营里日夜操劳。
正因为临川从小到大都没从父亲那里得到多少关爱，在所有姐妹中封得最迟、嫁得最差，所以临川本人也很清楚，自己在唐太宗心中几乎毫无地位可言，在朝中更没有多少存在感——唐高宗登基后进封各位姐妹为长公主，其他公主都如期收到了诏书，唯独临川因为常年不在京城，送诏书的官员对她没什么印象，结果漏发了她那份诏书。
在这种常年累月的冷落之下，临川公主从小就知道要充分发挥自己能文能写的特长，抓住有利的时机及时撰表上颂，好好奉承一下能够主宰她命运的上位者们。
比如贞观六年唐太宗前往九成宫避暑时，没资格一同前去的临川就想办法用上表的方式向父亲请安，以试图提醒父亲，和自己同一年出生的姐妹都已经封公主了，而她到现在都还没有公主封号。然而遗憾的是，临川最后并没有如愿以偿，因为一直没怎么在意过这个女儿的唐太宗，在看到上表后，也不过是突然发现这个女儿的书法还是有点可取之处的，于是赏了可以教导她的女师和“孟姜”这个字给她。
这点恩惠不痛不痒，根本不是临川真正想要的，但除了强颜欢笑地跪下来谢恩之外，临川又能怎么办呢？
等到唐高宗年间，跟着驸马周道务远在三千多里之外的营州劳作的临川，为了那封迟迟没有收到的册封长公主诏书，也为了能够回长安调养一下日渐严重的风疾这个家族病，不得不模仿当年上表唐太宗的举动，小心翼翼地撰写了一篇《孝德颂》献给唐高宗。
对于这种毫不掩饰的拍马屁之举，唐高宗淡定地表示了嘉许，然后给了点实际的好处——当然不是让临川从遥远的边疆回到京城，而是在临川苦苦期盼了十九年后，总章二年的时候，再次让官员下发了一封册封长公主的诏书给这位远在边疆的公主。
在收到了这封梦寐以求的长公主诏书后，按理来说临川的心情应该是十分激动的，然而这封诏书上有四个字深深刺痛了她的心，那就是“封并如故”。
想想别的公主进封长公主时，从五十户到三百户，多少不等都加了点实封，最夸张的是唐高宗的同母妹妹新城长公主，加了五百户，唯独临川加了零户。也就是说临川身为长公主，却还是领着和当公主时一模一样的工资。
所幸在这之后没过多久，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病逝，临川显然觉得机会又来了，于是打起精神，提笔上表献给武后。
据说临川的这篇文章写得那叫一个文采斐然，武后读了也是心有戚戚焉，亲自属文与她相和，还做成册子赏给临川。乍一看，临川这一次似乎做得非常成功，可谓是深得武后的心意，姑嫂之间的关系俨然越发融洽起来。
然而此时已经年近六十且患有风疾的临川，在得到武后的赞许后，之前得跟着驸马周道务在边关辛劳，现在还是照旧在边关辛劳；之前不能安享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现在依旧常年见不到自己的亲生儿女；之前身为长公主本该涨一涨的工资，现在仍旧是雪地里照脸——没影。
临川公主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卖力地撰文上表，各种挖空了心思奉承讨好唐太宗、唐高宗、武后这些上位者，然而从她最后实际得到的待遇来看，显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更让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的是，好不容易熬到驸马周道务回京叙职了，临川却因为风疾加重，在回京的半路上病倒了。而周道务身为一个男人，自然以公务为重，不可能经常守在妻子身边。所以病困幽州的临川，只能偶尔看到庶出的长子与自己亲生的儿子周季童前来探望自己。
就这么苦苦煎熬了三年，临川最终客死在距离长安两千多里之远的异乡。虽然在后人看来着实凄凉了些，不过对于临川本人而言，这或许也是帮她从从来就没有顺遂过的人生中解脱出来了吧！
只不过临川自己是解脱了，但她的独子周季童却还要继续在临朝称制的武则天手下讨生活，最后都不得善终。
圣历二年，杜甫的爷爷杜审言被贬为吉州司户参军，时任吉州司马的周季童与员外司户郭若讷十分厌恶杜审言，于是故意捏造罪名，导致杜审言不仅被关进牢里，甚至被判了择日问斩。
周季童也许是看到自己的眼中钉就要含冤而死了，得意忘形之下竟在家里办起了酒宴。结果就在他喝得兴致正酣时，忽然窜出来一名少年，从怀里抽出一把锋利的刀，给了他致命一击。
尽管这个行刺的少年很快就被周家的下人擒住并杀了，可周季童自己也伤得不轻。
被砍得还剩最后一口气的周季童，一下子认出了这是杜审言的小儿子杜并，不由得追悔莫及：“我不知道杜审言原来还有个这么有气性的儿子，都是郭若讷误我啊！”然而此时悔之晚矣，就为了诋毁杜审言，周季童连自己的一条命都赔上了。
而少年杜并以命抵命，为父报仇的这份孝心与壮举，很快在坊间流传开来。
因文采出众而被誉为“燕许大手笔”之一的苏颋备受感动，亲自执笔为杜并撰写了墓志。与“初唐四杰”齐名的刘允济，也随即慷慨地为杜并写下了祭文。就连武则天在听闻杜家父子的遭遇后，也亲自召见了杜审言，不仅提拔他为著作佐郎，还给予他丰厚的赏赐。
根据史书记载，武则天在召见杜审言的时候还特意问了一句：“卿欢喜否？”杜审言为表示自己的欢喜与谢恩之情，当场做了一首《欢喜诗》，武则天见之大悦，又是各种赏赐。
只不过与杜家欢天喜地的氛围截然相反的是，周季童作为被杀的那个受害者反而如同过街老鼠般无人问津。正所谓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整件事情说起来也是周季童咎由自取，如果不是他恶意诬陷杜审言在先，自己又怎会落得如此身败名裂的下场呢？
再看韦珪唯一的儿子纪王李慎，勤奋好学，长于文史，在同辈中与越王李贞齐名，时人称他们为“纪越”。
李慎担任襄州刺史时颇有政绩，但并没有因此搏得唐太宗的半句表扬，赏赐什么的更是不存在。直到唐高宗登基后，这才受到一番褒奖，当地的百姓也自发为他立碑以示纪念。
唐高宗逝世后武后临朝，为了安抚李唐宗室诸王，武后将李慎加封为太子太师。后来李贞与李元嘉等人意欲起兵反武，李慎不愿参与此事，但李贞失败后，李慎还是因此遭到了连坐。临行刑前，李慎得到了赦免，改以流放岭南，最终病死在路途中。
四、陪葬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驾崩后，韦珪母以子贵，按例被册封为纪国太妃。
原本韦珪可以借此机会跟随儿子一起之藩，过上自由舒适的晚年，但韦珪却放弃了共享天伦的大好时机，坚持留在唐高宗身边。即便儿媳在泽州病逝，韦珪也只是在洛阳表示了一番哀悼之情，并没有赶赴泽州安慰正在承受丧妻之痛的儿子。
那么韦珪为什么不愿离开皇帝身边，她都在做些什么呢？
根据墓志记载，留在京城的韦珪坚持每天早晚两次给唐高宗请安。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惊讶，为什么堂堂太妃，作为皇帝的长辈居然还要给皇帝早晚请安？其实这与当时的妻妾制度有关。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妻妾之别有如云泥，庶子只能喊生母为阿姨，这一点在皇室也不例外，无论嫔妃品级有多高，庶出的皇子公主依然只能称呼生母为阿姨。
《南史·齐武帝诸子》中就有记载，“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衆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
《南史·齐宗室》同样记载道：“钧字宣礼，年五岁，所生区贵人病，便加惨悴，左右依常以五色绊饴之，不肯食，曰：‘须待姨差。’”
按南齐后宫制度，贵人为正一品的三夫人，淑媛为正二品的九嫔，区贵人、阮淑媛在后宫的品级很高，而萧钧和萧子懋也都是大孝子，但就因为是庶出，所以不得称呼生母为母亲只能称为阿姨。所以清人曾在《称谓录》中总结道：今人多称本生之妾母曰姨，盖其由来已久矣。
不仅如此，就算是某个嫔妃有幸生育了皇太子，她的地位仍然不会有本质的改变。比如南朝宋明帝的贵妃陈妙登生下了皇帝唯一的儿子，也就是皇太子，但陈贵妃的地位即使得到了丈夫的特别提拔，也只是“礼秩同皇太子妃”，连儿媳皇太子妃的待遇都比不过。
再比如梁武帝的贵嫔丁令光因为儿子被立为太子，自己得以“礼数同于太子”，能够和儿子一样的待遇已经是极限了，换言之如果丁令光的儿子不是太子，如果没有梁武帝的特许，那么她连自己儿子的地位都比不上。所以正常情况下，普通妃嫔的地位有多低下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韦珪是品级最高的正一品四妃也没用，连她亲生的临川公主、纪王李慎都不会喊她一声母亲，更别说让唐高宗视其为母了。甚至和今人想象的唐高宗对纪国太妃各种孝顺的场景截然相反，史实则是韦珪对自己能够有机会给唐高宗早晚两次请安十分得意，甚至在墓志上都不忘将此事炫耀一番：“太妃累岁在□，晨宵谒见”。
而韦珪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总算为自己赢得了一些回报。
麟德二年唐高宗决定封禅，并允许韦珪一同前往，祭天时由自己初献、徐王李元礼亚献、刘祥道终献；祭地时以武后为亚献，纪国太妃韦珪为终献。不过遗憾的是还没到泰山，韦珪就病逝了。唐高宗为了表示安慰，下旨将韦珪为参加封禅而特意准备的服饰供奉于灵座之前，并令其陪葬昭陵。至于原先韦珪祭地时终献的安排，最后由地位仅次于纪国太妃的越国太妃燕妃负责。
所以韦珪的墓葬规格能在昭陵陪葬墓中数一数二，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就贵妃这个身份而言，无论韦珪在唐太宗时有多无宠，都不会影响她按照相应的品级享有该有的物质待遇。
更何况韦珪晚年连儿子儿媳都顾不上，一颗心都扑在逢迎拍马唐高宗的大事上，最后为自己的身后挣来了一块好墓地，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