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陵季子于公元前485年驾鹤西去，享年92岁。可以说，季子在延陵完成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延陵运河的规划。
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一下。众所周知，季子不但受封于延陵，后来还加封了一个州来（安徽凤台）。
州来原是处于吴、楚夹缝中的一个小国，年年如临深渊，月月如履薄冰。公元前529年，州来被吴国攻伐，臣服于吴。6年后楚国又打下州来占为己有。过了4年，即公元前519年，又被吴国夺去。吴王为防止楚国再次攻占，把州来加封给了季子，企图以季子道德仁义的名声阻止楚国。季子身兼两地最高行政长官，当然要两头跑，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延陵，因为延陵是他的主封地，州来是加封地。
公元前493年，楚昭王起兵伐蔡。小小的蔡国万般无奈，火速求助于能与楚国抗衡的吴国，吴王夫差答应出兵救蔡，但条件是蔡昭侯必须把蔡国迁往州来。为了生存，蔡在州来立了国，州来古城便成了蔡的国都。夫差这一招棋一箭双雕，一方面拉拢住了蔡国，一方面名正言顺地、轻而易举地撤掉了季子的加封地。因此，季子生命中的最后八年，不再过问州来，专事于延陵。
季子是反对战争、反对杀戮的。所以，可以断言：季子对于延陵运河的规划，考虑更多的是民生。他要让这条大河，给他治理下的延陵，给延陵子民，带来更多的、更长远的、更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延陵运河，是季子给延陵这座城市留下的民生遗产。
值得庆幸的是，季子的继任者们，包括以后历朝历代常州的主政者们，非常清楚季子当年的良苦用心，非常清楚这条“运河命脉”对常州的基础作用和巨大影响。两千多年以来，直到当代，百姓对这条运河的感情也无比深厚，保护、疏浚、拓展、整理、维护和提升，从来没有停止过。
延陵运河，开始没有穿城而过，是从城邑的南面掠城而过。主要原因，是最初的城邑面积太小，这么大的一条大河要穿城而过，城邑就必须扩大许多，带来财力上的极大负担。夫差准备打仗，军队扩充，壮丁所剩无几。真正体察民情的季子，不会再让百姓雪上加霜。
更重要的是，季子知道夫差要利用这条大河北伐，战事难料，胜负不定，他不愿意让战火殃及城邑。于是，他让这条河在城南离开城邑一段距离。这一段距离，因为紧靠运河，交通运输便利，正好安排新的、正在不断扩大的“市场”。
这条延陵运河，全长170多里，当年全在古延陵境内。按现在的行政区划，自九里铺西界至横林东界，常州境内计长44.7公里。两岸农田阡陌，诸河汇流。北引江水，南注太滆。水运四通八达，成为当时延陵古地的最大河流和主要通渠。
延陵运河，从西北而来，向东南而去，基本顺应了苏南地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整体地势。
这条古运河道，原先从城南外经过。到唐宋时期，城市规模扩大后，经朝京门，从表场土龙嘴入大水关东行，流经天禧桥（驿桥，即弋桥）、新坊桥、元丰桥、太平桥，再向东由东水关桥出口东行，贯城约7公里。当时叫“前河”，又称“漕渠”。现在称“西市河”局部、“南市河”和“东市河”。
史载，从夫差开凿这条河以来，疏浚和建闸上百次，其中，较大规模的达56次。
唐代，4次疏浚城中运河及支流，以求通畅。
唐开元年间（713年—742年），重点修筑、改制、整治了一系列堰闸，以调节水位、补充来水、通泄洪峰、调度船舶。其中，以奔牛堰为最。
说到奔牛闸，在古运河上可谓大名鼎鼎。原因，要从奔牛闸所处的地理位置讲起。
从镇江的长江口至奔牛，运河上有京口、吕城、奔牛三闸。对此，宋代陆游《奔牛闸记》中曾有论述：
岷山导江，行数千里至广陵丹阳之间，是为南北之冲，皆疏河以通运饷。北为瓜洲闸，入淮汴以至河洛。南为京口闸，历吴中以达浙江。而京口之东有吕城闸，犹在丹阳境中。又东有奔牛闸，则隶常州武进县。以地势言之，自创为是运河时，是三闸已具矣。
由镇江及其以下至奔牛，是宁镇山脉往东延伸的丘陵地带，也是长江水系和苏南太湖水系的天然分水岭。这一地段，是江南运河沿线地势最高、最容易淤积、最有碍于航行的“瓶颈”河段。所以，自运河诞生之日，这一地段就设置三闸，以逐步调节地形水位来保障通航。
奔牛闸，就处在这个关键地段，而且是最东一闸。
从奔牛以下向东，常州以及苏南地区整体地势较为平缓，湖泊低地遍布，基本一马平川，河道十分稳定。所以，奔牛作为西部宁镇高地和东部平原低地的节点与分界，长期依赖堰、闸、坝等人工水利设施，才能维持河道通航。于是，就出现了在中国水利科技史上久负盛誉，在运河上发挥重大功用的水利工程设施。奔牛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奔牛闸，前为奔牛堰，形成于齐梁之前。到唐代，已是大运河的著名堰坝节点。最初在奔牛设堰，是在堰两边修缓坡泥道，每一条航船由16条悍牛代替人工拉纤，拉船过堰。效率虽然不高，但保证了运河的通畅。宋熙宁年间，喜欢写日记的日本僧人成寻到中国游学，路经奔牛时，目睹并记录了翻坝的情景：
九月八日，到奔牛堰宿……九日天晴，卯时越堰，左右各有辘轳五，以水牛十六头，左右各六头。
从唐代起，因为长江大量泥沙的长期冲击，常州运河上游地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镇江江面从原来的数十里宽，慢慢变为仅三里面宽，入河口随之束狭淤塞，江南运河水源骤减，来水明显不足。运河镇江段到奔牛闸，本来就西高东低，河道势陡，长江之水进入运河，快速东泄，不能蓄水，“长患枯竭”。加上唐至宋时，圩田成风，官员以此作为政绩，屡试不爽。田多，需水量大增，取之于运河，是为上策。凡此种种，常州运河西段，特别是奔牛水道，经常干涸。许多船舶西行至奔牛前，就改道孟河出江而去了。奔牛堰闸常常形同虚设。
陆游《奔牛闸记》叹道：
盖无之则水不能节，水不能节则朝溢暮涸，安在其为运也？苏翰林尝过奔牛，六月无水，有“仰视古堰”之叹。则水之枯涸固久，《地志》概述本末而不能详也。
此叹，说的是宋元祐年间，大文豪苏轼坐船从东而西行至奔牛，眼见大旱水枯，堰闸凋零，仰天长叹：“东来六月井无水，仰看古堰横奔牛。”
常州乡贤、明代南京吏部尚书王與也曾作《奔牛闸记》，证实了陆游的说法：
與尝观史志，丹徒水道自六朝来通吴会，隋初有诏浚治，则是闸（奔牛闸）在齐梁前已有之……大业之后闸当与河相为废兴，而志不书。至元符（1098年—1100年）、嘉泰（1201年—1204年）始两书修复，则上下数百载间，其脱而不书，亦已多矣。国朝洪武己酉（1369年）闸废，更导其流东北，出于堰，为坝，自是运河不复通。重载漕舟多出孟渎河济江，江行险远，岁不能无覆溺之患。
唐大历元年（766年），原工部侍郎李栖筠外放常州当刺史。上任伊始，恰逢常州大旱，田野龟裂，饥民遍地。李刺史痛下决心，“浚五渠，通江流，溉田，岁大稔。”其中，运河是治理的重中之重。
宪宗元和六年（811年），常州刺史换了孟简，此人在常州留下的浓重一笔，就是修浚孟渎故渠，连河入江：“袤四十一里，溉田四千余顷”。对此，常州政协主编的《运河常州》作了详细描述：
（孟简）到任后，发现长江自镇江以下江宽水深，风大浪高，漕粮船航行承受极大风险，粮船大多由南运河过江到对岸北运河北上。但由于奔牛以上河段地势高亢，一遇枯水，航船堵塞，交通极为不便，严重影响了漕粮船的通行，这对于宫廷经济主要依赖东南沿海财赋的唐王朝十分不利。同时由于武进西北因无通江大河，加上地势高昂，灌溉困难，农业作物收获无保障。于是先督浚古渠泰伯渎，至元和八年（813年），孟简又征集常州郡内及附近15万余人，对北自河庄（今孟河城）附近长江岸起，南至奔牛附近万缘桥，长41里的运河段，进行了贯通拓浚，引长江水入运河。从此，漕粮船可经由此河入江，沿扬中大沙洲内侧夹江西航至镇江附近过江入北运河，有效地分流了漕运。河水还灌溉了周围四千余顷土地，改善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后人为纪念孟简的功绩，把这条新开通的河道称之为“孟河”。孟简还疏浚修筑了戚墅堰、丁堰等东泄入湖的河道堰坝，以劳苦功高获皇上“赐紫金，召拜给事中”。
可见，孟河成就了南接江南运河、北达长江的最重要的通江河道之一。原来是江南运河开掘初期，绕避镇江高地的主要出江通道，在镇江段运河开通后，实际上成为了备用出江通道和运河的重要水源补给通道。
孟河拓浚，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孟河镇悬壶济世的从医者甚多，历代医者，特别是明末清初以来，或承家学，或受于师，逐渐形成了蜚声医坛的“孟河医派”，名扬海内外。
南唐保大元年（943年），修孟渎水门，建孟城闸，以节制长江来水，至清代共修建6次。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1977年重建新闸，两年后完成。
宋代，7次疏浚常州运河，沿运河西段广建粮仓，全线分布码头，增设渡船，垒岸清淤。
宋庆历二年（1042年），热心水利建设的晋陵知县许恢，“精恤民隐，周审江湖之利，申港、戚堰、灶子三港，皆久湮不治，民苦于水祸”（《康熙常州府志》），组织民众浚疏三港，以身作则，亲历亲为，带领民工在工地挖泥运石。工程进展迅速，当年即告成功。三河沿途从此免遭水祸之苦。
灶子港，即澡港河。戚堰，即戚墅港。疏通该河，可沟通运河与太湖。戚墅港从此成为城东南方向运河入太湖之要途。
宋嘉祐六年（1061年），知州陈襄疏浚江南运河。
宋元祐四年（1089年），重修奔牛闸。奔牛原为堰，后设闸。此闸为历代所重，以后至清咸丰年间，共重修12次之多。明洪武三年（1370年）曾改成“奔牛坝”，至景泰三年（1452年）废坝复闸。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曾重建天禧桥，改奔牛闸为“天禧闸”，天禧闸有闸槽，可以插闸板控制水位。沿用至民国期间始废。1959年疏浚大运河时拆除，桥位东移，新建了奔牛公路桥。
宋宣和五年（1123年），刘仲元、孟叟浚常州至镇江段运河。
宋淳熙二年（1175年），武进县丞韩隆胄、秦膺刚疏浚江南运河。
宋绍熙元年（1190年），建烈塘闸，以调节运河和长江之水。明洪武三年（1370年），重建烈塘闸，改名为魏村闸。至民国曾大修5次。1951年大修。1972年改造拓浚德胜河时重建新闸。为调节长江和运河之间的水位、补充运河来水发挥重要作用。
宋嘉定元年（1208年），常州知州李钰分戚墅港为南北二港，南戚墅港即今梅港河，导入太湖。北戚墅港即今老三港，导入长江，均在运河汇流。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因定都北京，正式下令启动大运河“改线东移”工程，用时12年，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秋完成。至此，京杭大运河宣告贯通，共分七段：北京至通州段称通惠河。通州至天津段称北运河（白河、路河或外河）。天津至临清段称南运河（卫河或御河）。临清至台儿庄段称会通河（山东运河）。台儿庄至淮阴段是利用黄河。淮阴至扬州段称里运河（淮扬运河）。镇江至杭州段称江南运河。这次改线东移，使京杭大运河比隋代的南北大运河缩短了1000公里，意义重大。
此时，常州运河城中段，仍依原延陵运河老河道，未作改变。
元至正元年（1341年），时常州路判官朱德麟“因见运河横贯城中，水浅船多，领浚城南渠九里以分行”。城南渠并不长，大致是从土龙嘴大水关入城，沿横兴弄，经吊桥路（路名也表明这里曾是河道），斜插元丰桥，再与古运河重新汇合，出东门而去。
有论者把城南渠的建成运行，称为“常州古运河的第一次改道”，此说法似可商榷。因为古运河和城南渠是同时使用，城南渠只是“分行”，也就是分流，是增加了一条城中运河水道，古运河仍然通航，并没有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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