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人在最急难的时候，便会喊天；在疼痛难忍的时候，便会唤爹娘。这是人心深处最本能的依靠啊。我如今，便像那无根的小草，心里塞满了急迫与悲苦，只盼着皇天与陛下，能像父母垂怜孩儿一般，稍稍体察我这蝼蚁般的诚心。
我自幼父母双亡，世间骨肉至亲，唯有兄长子瞻一人。我们兄弟二人，真是相依为命长大的。如今突然听说他获罪被拘，全家上下惊惶悲哭，只觉得大祸临头，不知所措。我左思右想，兄长在家为子为兄，在朝为臣为官，实在没有大的过错。他的毛病，在于性子过于愚直，遇见事情，心里怎么想，口里便怎么说。他喜好谈论古今得失，前前后后写给陛下的奏议，言语间或许有欠周详、过于直率的地方。陛下圣德如海，宽广包容，从未因此责怪过他。兄长他便有些糊涂，倚仗着陛下的宽容，说话作文，越发不知忌惮，少了些敬畏之心。
早些年，他在杭州、密州等处做官，见了些风物人情，有感而发，便写成了诗。那些诗，有时确实显得轻率了。之前也有官员把他的诗作呈给陛下，幸蒙陛下搁置不问。兄长他感激陛下的恩德，自己也已深深懊悔，决心痛改前非，再不敢这样了。只是从前的旧诗，早已流传出去，收不回来了。我实在替他悲哀，他这人太过自信，不懂得文字一旦落笔，便如流水难收，其中有些痕迹，容易被人指为不敬。如今他虽想改过自新，却已落入法网，难以自拔了。
兄长在被逮捕前，曾派人来对我说：“我身体早衰，又多疾病，这次必定会死在牢狱之中。死了，也是命该如此。只是心里有一件最大的遗憾：我少年时便怀着一番报国的志向，又幸而遇到陛下这般不世出的明主。虽则从前与新政有些意见不合，但我始终想着，能在晚年竭尽绵薄，报答陛下于万一。如今遭此大祸，纵然我想彻底改过，洗净心肠来侍奉陛下，也没有机会了。我在朝中，孤立无援，平日往来的人，此刻定然没有一个肯为我说话的。世间能为我向陛下求情的，恐怕只有你我兄弟之情了。”我私下里哀痛他的这番志向，更难以抑制手足连心的悲切，所以才甘冒死罪，向陛下说这一番话。
从前汉朝时，有位叫淳于公的人犯了罪，他的小女儿缇萦，自愿请求入宫为婢，来赎父亲的罪。汉文帝被她的孝心感动，因而废除了残酷的肉刑。我今日这点微末如蝼蚁的诚心，固然万万比不上缇萦，但陛下的聪明与仁圣，却远胜汉文帝。我如今恳求陛下，准许我缴还自己的官职，来赎兄长的罪过。我不敢奢求陛下减轻他的罪名，只求能免去他牢狱之死，我便感激不尽，视同再造了。兄长他所犯的罪过，如果确有文字为凭，他决不敢抵赖狡辩，以致罪上加罪。倘若陛下哀悯，赦免他的死罪，让他能从牢狱中活着出来，那真如同死去又复生一般。这样的恩德，我们兄弟该如何报答啊！我愿与兄长一同，从此洗心革面，粉身碎骨来报答陛下，任凭陛下驱使，至死方休。
我此刻孤立无援，心急如焚，满腹的话无处诉说，只能将一片赤诚，归于陛下。恳请陛下宽恕我的狂妄与唐突，念在这一点兄弟至情上，体察我的恳求。我匍匐在地，祈求天恩，心中激动惶恐到了极点。
元丰二年，北宋文坛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苏轼因为几首诗文被人抓住把柄，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关进了御史台的大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那时候的牢狱，向来是九死一生的地方，消息传到苏辙耳朵里，一家人吓得哭作一团，慌乱之中，苏辙静下心来，决定给皇帝写一封求救信，也就是这篇《为兄轼下狱上书》。
写这封信，苏辙的目标再简单不过：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保住哥哥的命。可在皇权至上的年代，给皇帝写信救人，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苏辙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没有走寻常路。
他没有拍着胸脯说哥哥绝对无辜，也没有指责那些陷害苏轼的人，而是放下所有文人的身段，实打实跟皇帝讲情。开头就说，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会喊天，疼到极致会喊爹娘，这是最本能的反应，他把皇帝比作苍天、比作百姓的父母，自己和哥哥就是无助的孩子，这番话没有半点虚情假意，任谁看了，心里都会先软上几分。
他也坦然承认哥哥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只是这份错，不是心怀不轨，而是性子太愚直。苏轼心里藏不住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写什么，谈论朝政得失、写风土人情的诗文，大多是有感而发，没考虑过言辞是否周全，会不会惹来祸端。说白了，就是哥哥为人太直，不懂官场的圆滑，不是故意忤逆朝廷，这样的说法，既认了兄长的疏忽，又守住了底线，不让苏轼的罪名被坐实。
信里还写下了苏轼狱中托人带来的话，读起来格外让人心酸。苏轼说自己身体一直不好，这次怕是要死在牢里，死并不可怕，最遗憾的是少年时就立志报国，好不容易遇上圣明的君主，还没来得及尽一份力，就要含冤而死，朝中无人敢为他说话，唯一能指望的，只有亲弟弟苏辙。这番话，把一个文人落难的不甘、对家国的忠心，还有对兄弟的信任，全都写了出来，字字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最后，苏辙更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主动请求皇帝罢免自己的官职，用自己的仕途换哥哥一条命，还拿汉代缇萦救父的例子作比，只求皇帝能念及这份兄弟情，留苏轼一条生路。他不敢奢求皇帝从轻发落，只要能让哥哥不死，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往后愿意和哥哥一起，死心塌地报答皇恩。
整封信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巧妙的辩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弟弟对哥哥的牵挂，是骨肉至亲在生死关头的本能守护。而苏辙和苏轼的兄弟情，本就刻在了骨子里。他们自幼失去父母，相依为命长大，一起读书、一起做官，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多次被贬，苏辙始终不离不弃，哥哥落难，他甘愿舍弃前程，也要拼力相救。苏轼在狱中写下“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样的生死约定，从来都不是空话。
这封信背后，也藏着那个年代文人的无奈。宋朝虽重视文人，可文人下笔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苏轼不过是写了些随心的诗文，就险些丢了性命。而苏辙，正是用最朴素的兄弟亲情，在森严的皇权和冰冷的制度面前，博得了一丝生机。宋神宗最终被这份真情打动，饶过苏轼性命，将他贬到黄州，也正是黄州的经历，让苏轼写出了更多流传千古的诗文，这或许是谁都没料到的结果。
如今再读这封信，没有复杂的道理，也没有高深的学问，就是能实实在在感受到那份手足情深。在生死关头，官职、前途都成了身外之物，唯有血脉相连的亲情，最是珍贵。一封求救信，流传千年，打动我们的从来不是文笔，而是那份不加掩饰、生死与共的真心，是乱世里，兄弟二人紧紧相依的温暖，这份真情，不管过多少年，都能让人心里又酸又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