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平寰宇记》这样评价常州：“(常州)承泰伯之高踪,由季子之遗烈,盖英贤之旧壤,杂吴夏之语音。人性吉直，黎庶淳逊。言地则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举江左之郡，常润冠其首焉。”
学者何荣昌在《唐宋运河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文中强调：唐宋时期，因为发达的水运，不仅使常州出产的细纻、绵布、纸张成为唐代的贡品，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常州城市经济的发展。而由于穿过城区的运河曾数次改道南移，则使常州城区的空间规模不断地扩大，或是借助大运河的综合功能超越了城市已有的规模与局限，使城市在空间、人口等方面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明代，常州运河的再次改道，使常州作为运河水运枢纽中心城市的地位日益巩固并提高。学者董文虎在其《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评价：至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两岸不仅城市林立，而且形成了一大批工商业发达的市镇，运河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轴线。常州，就是其中的重要城市之一。
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设想一下，如果这条明运河没有改道，又会怎样？
当时古运河因狭窄水浅，经常严重堵塞，已经成为城市交通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如果不及时改道并促使城市继续向南扩展，那么，常州的地位将很快被其他的城市所替代，今天如此规模的常州也将不复存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清末，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经济停滞，列强入侵，疮痍满目。大运河特别是北方运河干涸、淤塞、断流断航时有发生。至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大汛决口，毁山东运河，掠清河入海，京杭大运河终于走向衰败，漕运被迫终止，转为海运。待铁路、公路等先进运输方式传入中国，运河产业一落千丈。昔日作为运河主要交通节点的一批重要城市繁华不再，日渐凋敝。原来与京、杭、苏、常、润、扬齐名的曾有百万人口之巨的临清，慢慢沦落为今日的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小镇。
历史的事实证明，常州明运河的及时改道扩展，以及整个江南运河的持续畅通无阻，使常州和其他所有江南城市获得了活力和新生。
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运河的机遇，就是运河城市的机遇。
2004年11月，对常州的城市发展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常州运河，终于实施第三次改道。虽然稍稍晚了一些，但总算还是抓住了最后的机会。
明运河哺育了常州427年，造就了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常州。然而，有百利终有一弊，最后一段岁月，一直令常州人十分骄傲的穿城而过的大运河，成了常州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阻碍。
一条运河把整个城市划为南北两半，连非常一般的人流交通组织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以及日益强大的物流运输，当然还有城市水体的污染和沿岸所有居民忍无可忍的噪音。和那条同样使常州人非常自豪过的铁路一样，运河成了常州的一块心病。
终于，“改道”之事提上了议事日程，但陷入了无休止的讨论和方案之争。迫于巨大投入和意见分歧的双重压力，“改道”一拖再拖。1994年，兄弟城市苏州、无锡决然实施运河改道，常州，因为种种原因，“改道”暂时搁置，只能“望河兴叹”。
晚了十年。整整十年。
在改革开放大潮风起云涌和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时代，晚十年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都很清楚：意味着落后。
十年来，苏州、无锡的经济建设及其规模，远远地走到了我们前面。当然，不能说兄弟城市的成就完全就是“运河改道”的功劳，但先于十年就具备更加科学的城市功能布局、更加通畅的物流及交通运输、更加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更加紧密的商贸市场结构、更加完善的旅游线路组织、更加适宜的城市人居环境、更加洁净的城市水网系统，等等，恐怕都有“运河改道”的巨大贡献。
常州实施“运河改道”，遵从民意，合乎规律，适应了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同时，也使常州面临一次意义深远的重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