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鄤家族的女性们（连载）：吴安人-谤誉缠身，难解谜团
郑鄤之狱关键在“杖母”二字，其母则安人吴氏，故而吴安人历来受到特别的关注，但仅仅局限于杖母。按大明法律，不孝大罪须父母原告，方能定罪。温体仁弹劾郑鄤之时，郑鄤父母早已亡故，可谓死无对证。温体仁仅凭吴宗达传来的闲言，作为弹劾依据。而吴宗达已经告老还乡随即谢世，也是死无对证。于此可见温体仁弹劾郑鄤阴毒之深，当然也与崇祯帝对他们二人的信任有关。
一 杖母迷案
郑鄤入狱之日起，吴安人是否受杖，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市井小人街谈巷议，以满足窥人隐私之欲望；审案者则需要获得证据，才能给郑鄤定罪。然而闺房之事，谁人亲见？凭借传闻与臆测定罪，天理难容，历史亦不认账。故而刑部尚书冯英宁愿被罢官、遭遣戍 ，亦不愿草率给郑鄤定案。摒弃诽谤性的恶俗小说，根据严谨的史料记载，大致有以下不同的两类：
1.《烈皇小识》作者文秉是文震孟之子，他在书中写到“郑鄤杖母”事的经过，按照他的说法，是郑振先欲借神鬼之道，吓唬一下吴氏，要她善待自己所宠婢女。吴氏甘愿受罚，振先让婢女行杖。
照此推理，婢女不过对吴安人轻轻拍打而已，毕竟她与主母身份差距太大，怎敢放肆？
此事之所以牵涉到郑鄤，因为文秉写郑鄤在场不禁失笑，吴安人登时察觉是他们父子串通所为，因而大怒，遍诉三党。
这就是文秉所写“杖母”经过。但是他最后一句至关重要：“但其事已三十年，不可得而究竟也。”笔者理解此语为，文秉作为一个史学家在申明，他记载的只是传闻而已。
当代历史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在其书《祭獭食蹠》中举出了几种史料，然其比较倾向于文秉的记录。
2.然而一百多年之后，常州人陆继辂在他的《合肥学舍札记》中却是另一种记述：他也写郑鄤在现场，不过其行为是“叩头涕泣，愿代扶赎母罪”。如果其说可信，则绝无父子预先串通之嫌。当代学者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在其著作《大明悲歌》中采用了此说。
3.所以笔者认为，安人吴氏是否真的受杖，事情经过到底如何，已经湮没在历史之中，无法澄清。但是郑鄤是否杖母，经过三百多年来历代学者的研究，最终还郑鄤以清白。
笔者以为，黄道周在弹劾杨嗣昌的奏章中暗示郑鄤案为“缙绅家庭，小小勃谿”八个字最为恰当。“勃谿”两字，汉典解释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争吵。而温体仁之流，正是由此“小小勃谿”打开缺口，构陷郑鄤，置之死地。其实从贫民到官员甚至到皇宫，哪家没有一点家庭矛盾呢？
二 从多个维度看吴安人
笔者跳出老生常谈的所谓“杖母”事，从多个维度来察看吴安人是怎样的一个女性。
1.吴安人是否强势夫人
吴安人的夫妻关系，和董宜人与郑邦煜的夫妻关系不会相同，原因出于社会地位的不同。
吴安人之父是翰林院检讨吴可行，文才出众。吴安人深得其父宠爱，与郑振先的婚姻方式亦很特殊。吴可行以文才择婿，年方十一的郑振先到吴家求见，对翰林所出三道制义题挥笔立就。吴可行看了甚为满意，当场许婚。当然安人嫁到郑家，是在郑振先十九岁考中举人之后。我们可以想象，郑振先在科举文章方面，得到了准岳父的大力指点，进步神速。
吴安人本人亦是才女，五岁起就熟读《孝经》《烈女传》，而且尤喜读史。其父称赞她的才华，“尝抚叹曰：诸子不及也”。郑鄤在入狱后的自辩疏中也写道：“臣母笃好经史，方臣幼学，臣母自授臣书。”
所以，从门第高低和个人才华来看，吴安人不可能是完全顺从型的女性。但是郑振先亦非等闲之辈，夫妻之间应是较为平行的关系。郑振先被罢官以后，专注于佛教，一切家务都交给安人打理。当然，吴安人在家庭内就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2.吴安人是一个关心政治的女性
吴安人的一生，经历了三次政治风波。年幼时，她见叔父吴中行拖着廷杖致残的腿回家，问起原因，并未引起她对政治的恐惧，而是“忠臣不惜死，心甚艳之”。
郑振先上《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时，她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坚定地表态，如果夫子你有不测，奉养父母和抚育孩子的责任我来承担。郑振先被贬四川永宁，吴安人派郑鄤陪同父亲前往流放之地。为此，她的堂兄吴亮写了一首《郑太君诗》赞美她的作为，说她的忠孝是天性所植，赞誉她“秀根盘琼林，矫矫挺孤直”。
郑鄤追随文震孟反对魏忠贤专权，受到阉党迫害。魏忠贤撒下大网，想把东林派一网打尽，郑鄤被写进黑名单。天启七年，把他逮捕进京的传闻不胫而走。如果被逮，必遭惨死无疑。幸好后来只是和文震孟、陈仁锡三人一同革职了事。
最危急之时，郑鄤和其母有过一次对话，吴安人说：如果你做范滂，我就不能够做范滂的母亲吗？她与儿子共渡难关的决心表达无遗。
既作最坏的打算，又尽量避免灾祸。吴安人让郑鄤外出避难，促成郑鄤三年时间的游历避祸之行，直到崇祯元年春回到毗陵。于此亦可见吴安人具有一定的政治智慧。
当然，吴安人关心政治，并非只是遭遇磨难，亦有她的高光时刻。郑振先在嘉兴取得的政绩，受到民间赞颂，吴安人亦有其赞助之功，内心可以引为自豪。郑振先死后被推举崇祀武进乡贤祠，亦可以看作是对她的褒扬。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士绅阶层中，夫妻患难与共，荣耀共享是社会规律。
3.总的来看，吴安人是一个识大体的女性。
这从三件事可以看出：
其一，她嫁到郑家之初，郑邦煜因她出身贵家，有所顾虑。但吴安人不以为意，对上更加侍奉周到，妯娌关系和睦，对郑振光爱护如子（郑振光比郑振先小十二岁）。时间久了，郑邦煜疑虑全消，“亟称新妇孝”。
其二，郑振先去嘉兴赴任时，吴安人为照顾患病的父亲，不能跟随前去。她主动为郑振先纳妾，其后这个小妾生了庶子郑郲。郑振元为郑鄤辨冤的揭帖写到其弟“晚年收婢育女”，以此可见，吴安人同意郑振先纳该婢女为妾，并生了一个女儿。妒忌为女人天性，但笔者根据相关史料，认为吴安人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得体的。
其三，她在晚年见到一些亲朋谢世，便对自己的后事作出安排。把她的嫁妆田三百亩一分为二，其中一百亩（本来是其母增添给她的嫁妆）由二儿子郑郏保管，用于她母亲金孺人的祭祀费用。另二百亩由四个儿子平分继承，虽然郑郲不是她亲生，亦享同等待遇。此内容见之于《郑太初遗稿》（手抄本），是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独家资料，笔者有幸得见。
行文至此本该结束，而笔者为吴安人发出感慨。如果她九原有知，定会愤懑不平。后人怎么只给以谤言，始终把她和“杖母”事捆绑起来？而对于真实的她，又了解多少？
